1989 年后中美关系的纠葛与江泽民访美的意义

胡 伟

1989年后中美关系走入低谷状态,其纠葛可谓头绪繁杂,盘根错节。首先,在中美关系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自1995年美国国务院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后,爆发了举世关注的台海危机,两岸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中美关系也降至建交以后的冰点。其次,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公开地和严厉地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干涉,在所谓政治犯的问题上、西藏问题上、妇女堕胎问题上、宗教自由问题上和劳改产品出口的问题上,两国纷争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次,两国在经贸问题上也摩擦不断,一是美国一度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挂钩,每年以取消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相要胁逼迫中国作出让步;二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一度严重威胁到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双方都准备了一揽子的报复措施;三是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日趋严重,引起美国政界和商界的不安。另外,中国的武器出口、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美国的心病。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两国关系长期处在一波三折,艰难磨合的困境之中。

不过,仔细分析一下,除了贸易逆差之外的上述许多因素,并不是近年来才存在的新问题,而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在89年后成了中美之间产生纠葛的大问题了呢?要解开其中之谜,就要找出影响中美关系更为深刻的动因。这些动因大致可从三方面看。

第一是国际因素。苏联东欧剧变后,主导国际政治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一去不复返。其后果一方面是美国失去了以往的敌人,另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凸现。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近年来也大大提升,这就很容易使美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敌人 哪怕是一个假想敌 来对待,所谓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如军事争霸说、经济超强说、文明冲突说、生态危机说等等,都是这一现象或明显或曲折的反映。

第二是美国因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使西方和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如自由、民主、人权及其制度形式市场经济和多元政治 成为独步一时、独占鳌头的理念,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一种典型代表,这就大大加强了美国的价值优越感和文化普世主义心态,使美国人更加沉湎于理想主义的遐想之中,更加相信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推广到全世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价值大相径庭的泱泱大国。

第三是中国因素。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极大的怀疑和误解,使其感到通过社会的经济自由化带动政治民主化这一世界性的“普遍经验”在中国难以兑现,依靠友好的“和平演变”看来是不行了,只能改变策略。同时,89年的风波又使美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众中已丧失了统治基础,只要美国再稍稍推波助澜一下,就可使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象前苏联一样彻底崩溃。

以上诸因素,使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成为对华政策的选择。美国是寄希望通过“遏制”,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迫使中国政府改变行为和观念,甚至搞垮共产党。所谓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是这一战略的必然结果和表现。

问题是,遏制中国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反而给美国带来了负面效应。由李登辉访美而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和中国对台举行的军事演习,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产生了重大威胁,极大触动了美国政府和社会,以致美国国内发生了究竟美国是要在冷战后再造一个“敌人”,还是通过实现大国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谋求自身利益这一基本对外方略的大辩论。近年来出现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这种遏制政策产生的苦果。因为在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同时,中国也试图冲破美国的封锁,开展灵活的多边外交,积极同欧洲国家发展贸易,使这些国家从美国手中抢走了大量的中国订单。于是,在美国国内还发生了究竟应当推行“人权外交”还是“商业外交”的辩论,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受到挑战。由于美国各界有识之士开始从美国的现实利益出发反思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误,并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积极回应。于是,由“遏制”转向“接触”engagement 以及“整合”integration,寻求建立美中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和战略伙伴关系,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派观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积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在美国反华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韬光养晦,以“不出头”的战略加以应对。从1993年邓小平制定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16字指导方针,到1997年江泽民提出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16字方针,中国政府在对美国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克制、理智、灵活、善意和诚意,使中美关系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发生“癌变”,并逐渐有所解冻和改善。

正是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才有了历史性的转机。而且,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形象的不断改善、以及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中共十五大的成功召开,都为中美关系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泽民主席1997年秋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也是中美关系转机的集中体现。江泽民此行的象征意义,不仅是12年来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访美,而且可以与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的访问,甚至与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1949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的冷冻时期,1972年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时期,1989年后是中美关系的挫折时期,那么以1997年江泽民访美为标志,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时期。因此,可以说江泽民访美开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美关系将有所修复并进一步获得发展。

当然,也应当看到,中美关系的现实纠葛依然存在,不可过于乐观。“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阴魂不散;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精神虽然不断与现实发生冲突但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经贸问题等仍将是中美以后需要关注的敏感问题。这些都会在美国的对华态度特别是美国国会的对华态度中不时显现出来。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甚至需要看到,遏制政策与接触政策虽然有明显的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这正象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所说:“我们选择接触并不是偏爱中国。我们选择接触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利,是为我们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因此,“接触”和“遏制”实际不过是美国对华策略的两只手。而且,中国以后的国内局势和发展状况也是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可以说,中美关系今后的态势如何,还取决于诸多不可测因素。但无论如何,两国交恶的历史教训已经给双方领导人正确处理两国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在既定条件下,两国间1989年以后的那种紧张关系已成为历史。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但共同利益毕竟大于不同之处,两国的关系基于共同的现实利益,有著广阔的合作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需要明白,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既不会重蹈50年代中苏友好“一边倒”的覆辙,也不必再行70年代联美日抗苏的“一条线”的策略,而是将按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积极发展多边外交,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包括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只能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加以衡量,尽管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国外交战略中仍居特殊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胡伟,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现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