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历史教训

牛 大 勇

从一七八四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至一八四四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两国初步建立了平等、互惠、友好的经济贸易关系。美国通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迅速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则将对外贸易为厉禁,有限的外贸收益也未用於工业投资,因而在新兴的世界工业化浪潮中,滑向边缘化、衰败化的深渊。

鸦片贸易的兴起,和随后接连发生的列强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外关系平等、互惠、友好的性质。美国商人是鸦片贸易的参与者。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迫害华工的浪潮,也严重损害了华人对美国的感情。一九零零年美国政府还派兵数千,加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掠夺到北京,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黑暗的一页。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这时期的中外包括中美关系,除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性质之外,还有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冲突,有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的冲突。“西力东渐”,其方式上的侵略性,与其内容上的先进性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有解构作用。重要的教训在於应对“西力”的冲击做出正确的反应。日本“锁国”早於中国,“开国”晚於中国,却能在“西力”冲击下,通过维新而自强。中国在闭关政策破产後,仍然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失去学习西方现代化并迎头赶上的良机。

十九世纪末海约翰“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美国在列强的侵华角逐中,从追随者变为独树一帜,并开始争取领导地位。二十世纪兴起的以孙中山、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势力,曾经颇寄希望於美国。但美国最终还是让革命派失望。孙中山转而率国民党联俄联共,陈独秀则从维尔逊的崇拜者,变成共产党的创始人。

直至四十年代,美国海外投资贸易额的绝大部分是在欧洲,只有百分之五、六在亚洲。而在亚洲的这部分投资贸易额,又有五分之三在日本,不到五分之一在中国。战后,中国前途和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相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和美国居于更主动、更优越的选择地位。美国的选择是一面支持国民政府抢占战略要地,一面调处国共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同美国的关系,据李慎之先生概括,可谓“十年变一变”,“逢九翻一翻”。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宣布“一边倒”,“另起炉灶”,于是请美国外交官走路,废除中美条约,接著爆发了韩战,把中美关系引入敌对状态。

双方的外交,都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更是从反共反苏出发,把中国革命和中共取得政权,视为苏联遥控和指挥的结果。美国认为自己或其它外部势力,

能对中国发展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忽视了近代以来中国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反抗外来压迫,和根本改变国内落后制度的力量。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直到越南战争失败,美国才算多少领会了这个道理。

至一九五九年,中苏发生分裂,中国举起“反帝、反修”大旗,美国则继续实行“围堵”战略。围堵确实给中国造成困难,但也促成中国政治上的激进化。在外部高压之下,中国内部政治极为紧张,很难走向民主化。正是在国际关系全面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文革”。

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兵戎相见。加上苏联入侵捷克引起东欧局势的紧张。中美面对苏联军事扩张的威胁,开始采取步骤改善相互关系。于是乎,高峰传话、乒乓外交、密使探访、尼克松访华……。毛泽东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又致力于缓和中苏关系,他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不“以革命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意营造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保障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这个目标的国际取向是什 ?他没有明说,但可以体会出来,就是要同国际市场接轨。这个国际市场,当然是以美国为首。

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事件,中美关系又发生一大巨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重新“围堵”中国的舆论一时甚器尘上。中国方面也有极左势力的抬头,鼓动要同美国对抗。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以“韬光养晦”为核心的外交方针,一面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一面大力改善周边关系,慢慢拉拢西方国家,尽量避免同美国对抗。


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编者按:1997年12月,波士顿美中文化研究所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了美中关系研讨会,会议由三位专家主讲,与会者讨论十分热烈,波士顿新闻于12月25日以学府广场专栏的名义发表。而後,有的作者又作了补充,现刊载於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