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北京汇文学校

谢 龙

北京汇文学校是 1871年由基督教美以美会(Wesleyan Church or Methodist Church), 英国人卫斯理 John Wesley 创立的卫理公会 Methodist 在美国的三大教派之一,另两派是美普会和监理会,1939年三派合并,此后在中国的美以美会也称卫理公会)创办的,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1863年清政府对新教传教士的禁令解除后,新教教派∶伦敦会、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和美以美会等以京为中心并向其他地区发展,相继创建教堂、学校和医院。1870年由美以美会“差会”拨款,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购买一处房产作会址,称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并在会址修建北京第一所美以美会的堂会,即亚斯立堂。① 次年附设蒙学馆,授以四书、圣经,这是汇文学校的起点。蒙学馆1882年增建宿舍,日趋规模,1884年美以美会会督怀理到北京视察教会后更名为“怀理书院”,设有博学、备学、成美、蒙学诸馆。1888年适值朝廷取士议兼试西学并拟选派人员留洋考察,一时西学研究之风大盛,於是又更名为“汇文书院”,这是基於“汇文”二字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同时参照西方教育模式,增设了文、理、神、医、艺术等科,使之具有现代大学的建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汇文学校扩建为大学,它是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在合为燕京大学的几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中是规模最大的一所。1918年燕大建校前,作为大学的汇文已有三十年的历史;燕大建校后,汇文在北京的中学中一直名列前茅,五十年代改为市立26中,1989年恢复了汇文的校名。② 今日的汇文中学已决定於2001年10月举行汇文一百三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活动。

本文侧重於考察汇文的早期历史,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历史。汇文早期历史的研究涉及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功过问题,包括如何看待他们融汇中西文化、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经验,对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析应成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教会与文化”主题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当今正面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挑战,这一课题也是为抓住机遇顺利实现中国文化教育现代化发掘宝贵的思想资源。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只是初步的,现根据作者掌握的有关史实材料对汇文早期历史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供探讨。

第一·关於以庚子事件为背景的北京汇文学校的发展问题

1900年义和团进北京,亚斯立堂、汇文学校与北京其他教派的教堂和学校的遭遇一样,几乎全被焚毁,未能幸免。八国联军入侵后,各教派教会纷纷向清政府索赔,包括重建学校、医院、教堂的建筑费和死难教徒的抚恤金,这使教会的房地产有新的扩展为教会及其创办的学校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伦敦会(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基督教公理会的首脑人物於1795年组成的专向海外传教的差会) 1865年在米市大街(现在的东单北大街)东堂子胡同西口一处庙产建起的医院、学校、住宅和礼拜堂,对此综合设施当时人们统称为“双旗杆伦敦会”,1900年被焚毁后,用民房重开医院和药房,并於1905年用慈禧捐赠的库银一万两建起一所医学校。该医学校和医院深得各教派的重视,每年各教派均交纳款项作为医学校和医院的经费并送学生来校学习和在医院实习,使之具有各教派合办的性质,因而1905年以后改名为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此时伦敦会的房地产比1900年前扩展了五六倍,从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以南至外交部街以北均属伦敦会,除医学院、医院和药房外,还有一座能容八百人的“米市教堂”。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於八国联军进驻北京索取赔款用以购买房地产,建成道济医院、道济肺病疗养院、崇实中学和教堂,集医院、学校、教堂於安定门内大街头条、二条、三条一个地区。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也趁英军占领西单往南到宣武门大街以西一带之机,占据南沟沿南头殷姓刑部宅院改建为教堂,将被八国联军烧毁的绒线胡同一座大寺庙重建为崇德中学。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会所原址为灯市口北巷的一所大宅院,其西院为礼拜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趁机占据东邻蒙古王公贝子府及其东邻佟府,又以索取赔款之名贱价强购房地产,使其地基扩大到以灯市口为南界的三面临街的范围,建立了大礼拜堂和副堂,还有贝满女中和育英中学;并在通县以同样方法占有了大片土地,创建了由整整齐齐四条街组成的信徒的村落,称为“复兴庄”,其创办的学校(潞河学校)、医院均与之相邻,成为公理会在通县的一个特区。美以美会则占据了北京内城东南隅清宗室英宅院府、太山行宫、真武庙、火神庙和关帝庙等大院落与建筑,还强买许多民房,崇文门内城根下的整条银线胡同、三分之二的船板胡同、四分之三的孝顺胡同均归其所有,土地占有面积达 268 亩,重建被焚的亚斯立堂,盖起汇文和慕贞学校校舍以及传教士住宅楼区和同仁医院。①

  庚子事件中,汇文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在其被义和团焚毁受到严重损失之后,随八国联军入侵它们的房地产有了恢复和新的扩展。可以说庚子事件主要是八国联军为汇文等教会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事实上通过战乱它们的确发展显著。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汇文等教会学校的发展,不能不涉及对当年教会和传教士以至整个庚子事件包括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首先,义和团的底层民众自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使对其历史功过的评价颇多争议。尽管义和团的过激行为难以避免,也无可责难,因为起因在於外国的侵略和压迫,但任意焚毁文化教育设施不宜肯定与推崇。其次,对八国联军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性质并无争议,教会借助八国联军扩展房地产扩大了殖民主义的势力也是事实。但笼统地把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当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并非对教会的历史功过的全面评价,也有违於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真正揭露。再次,全面评价的关键在於将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策者和主谋加以区别。对教会在庚子事件中的过,作为历史教训,不必讳言,但还有一个它的过是大於功还是小於功的问题,功过大小取决於是否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汇文学校早在 1884年即在学术上达到大学水平,1888年更名为汇文书院时已有学生约120名,分别就读於文科、理科、 神学、医学、预科和工科,在1900年汇文书院被焚毁的两年后,扩地一顷多重建了校舍,1904年改校名为“汇文大学堂”,1912年民国初建又改名为“汇文大学校”,燕大建校前在北京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中规模最大,燕大建校后之所以快速发展为全国一流大学,与汇文以三十年在中国办大学的丰富经验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②③。因此,通过庚子事件重建的汇文对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具有开拓性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承认这一史实,把侵略的主谋与它曾企图利用的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予以区别,绝不是否认八国联军的侵略性质,而是予历史事件以科学的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揭露和评析。

  为弄清教会及其创办的文化教育设施的历史功过,还需提及的是扩大文化教育设施的规模并未给教会本身增加直接的财富,反而在经济上增加了开支。十九世纪中后期汇文发展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学校,学校的管理权不再属於美以美会,而是转属於一个不分教派的外国董事会,实际上美以美会只负责校园内的宗教活动,如组织安排学生参加早晨和晚间两次宗教活动以及每周的圣经课程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教会在人事和经费投入上陷入困境,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派顾临(Roger S.Greene)到北京组 织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以不改“协和”的名字、 不裁减英国人员为条件,以四十万美元买下各教派合办的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并进一步投资购买了北京帅府园的旧豫王府扩建医院①。可见即使当年垄断资本的投资也不宜一概视之为具有掠夺性质,对此本文因限於篇幅不能详加论证。

第二·关於在酝酿、准备教会大学合并过程中几个重要人物的作用问题

对汇文学校早期历史值得深入探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与其他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的酝酿、准备过程及其反映出来的办学思想问题。庚子事件后各教派联合办大学的问题之所以提上议程是由於在战乱期间大多数教会学校财产损失严重,外国教师集中住在安全住所,他们朝夕相处相互关系密切,这对后来各教派的联合办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当时都意识到公立新式学校的数量在日益增多,这反映中国人已有了一个信念,即“中国要复兴必须借助西方文明”。但当初这只是在中国的各教派领导人和服务於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的认识与愿望,而国外差会却曾一度以合并可能导致各教派之间的差异模糊不清为由表示反对,因而经过一番周折,酝酿和准备了近二十年,才於1918年创建了燕京大学。③ 在酝酿和准备过程中起突出作用的有三人,即通州协和大学创建人谢卫楼(谢菲尔德 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 1841-1913),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罗理 Hiram H.Lowry 1843-1924),燕大建校后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谢卫楼是各教派联合办大学的倡议者和首创者。他於1904年创建的通州协和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华北学院或潞河书院,该校和汇文大学一样,开始也只是一所小学,1889年办成只收男生的大学;其特点与汇文大学大都用英语授课不同,所开课程全部用中文讲授,为此谢卫楼曾花费大量时间编写和翻译教科书;1893年该校分成华北学院和戈登(Gordon)神学院,开设的课程和选用的教材充满基督教精神;直到1898年该校只有36名大学生和38名中学生。谢卫楼大概基於其办学艰辛的直接体验,於1900年庚子事件不久便建议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长老会四个教派及其创办的高等教学机构联合起来,并立即得到各教派领导人的响应,后因国外差会的反对而搁浅。1904年谢卫楼终於说服了美国差会,由他代表美国差会和公理会牵头与伦敦会、长老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协和教育学院,即通州协和大学。该校是由四个不同教派资助的学院所组成,即由美国差会资助的华北协和学院(原为公理会资助的华北学院)、长老会资助的协和神学院(即戈登神学院)、伦敦会资助的华北协和医学院和公理会资助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华北协和教育学院的建立是北京教会大学合并的第一次尝试。③

  刘海澜是积极促成教会大学合并的重要人物。当时由刘海澜任校长的汇文大学不仅在教会大学中规模最大,而且该校的英文名 Peking University,竟与此后1898年清政府建立的一所皇家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校名同名③,刘海澜的确具有积极促成教会大学合并的实力。但合并的第一次尝试中并没有汇文大学,然而华北协和教育学院的建立毕竟有助於消除各教派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开了更换校名和校址的先例,促使各教派再度协商与汇文大学合并的问题。1918年,在校名、校址问题上虽未达成共识,但根据四年前的初步协议先由汇文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实行合并,在盔甲厂的新校未建成之前先一同在汇文校园上课,并暂由已逾七旬高龄的刘海澜代理校长,正因此而将燕京大学的建校时间确定为尚无“燕京”校名的1918年。那麽,实际上新校最初的校名是汇文大学、英文校名 是 Peking University,何况 1916年在纽约和北京即已分别成立了新校的 “托事部”与董事会,据此有人将燕大建校时间提前到1916年,这样汇文的校名也就在燕大建校之始延续使用了三年④。就在尚未确定“燕京”校名的1918年,刘海澜作为合并后的新校的代理校长和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在其主持与支持下董事会派人到南京邀请司徒雷登来京主持这场濒於僵局的谈判,并聘请他担任新校校长。在司徒雷登接受邀请主持谈判后,刘海澜从合并的大局出发,赞同司徒雷登关於新校址由盔甲厂改为海淀,采用“燕京大学”为校名的建议。③⑤ 这便扫除了障碍,於1919年将汇文的已与通州协和大学等校合并的大学部迁至新校址,留在原校址的大学预科和中学两部定名为“汇文学校”②,中学部则称为“汇文中学”。由於在拟合并的大学中汇文最有实力,加以刘海澜是创建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元老,因而他的态度举足轻重,在一定意义上起着决定作用。

  司徒雷登是在教会大学合并基础上创建燕京大学的关键人物。他於1876年出生在中国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918年受邀时他正在南京神学院讲授新约圣经及其注解的课程。因其年富力强以及能力和魄力出众、在教会中赢得威望,北京各教派均希望他能设法使谈判达成最终协议。起初,他本人由於在南京神学院工作顺利并未接受邀请,据说是次年1月到北京时在梦中得到上帝的启示,意识到他是解决谈判的唯一 人选,应接受此项任务,这才决心负此重任③。当时虽然主要的两所大学实际已合并,可说“木已成舟”,但是又因重大分歧难解处於可能导致前功尽弃的严峻局面。司徒雷登意识到这点,他在提出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中肯方案时,既进行说服,又采取强硬态度。据《司徒雷登博士年谱》的记载∶ 1919年“1月 31日抵北京┅┅当日即决定,在校址、校名与预科三问题未得相当解决之前,司徒不敢受命。”“1月末2月初司徒北上之后三日,汇文、协和各派中西代表十人集议,公推司徒为主席。经与双方晓以大义,皆为所动,乃讨论合组之步骤及方式。”他“建议组派一个超然之委员会,得全权断然处置各种问题。’非此,不肯就职。”关於校名,司徒雷登在上海会晤德高望重的原伦敦会牧师、满族人诚静怡、“诚氏建议改组后之新校采用北京古名‘燕京’。司徒电告北京会员会,得复电,赞成此名。”“北京委员会敦请司徒赴任,司徒提出两条件∶一·校址不得坚持在盔甲厂;二·须另聘人,为校方担任募款事宜。”“董事会不筹款,并否决司徒建议聘路思义为副校长专司募捐事。司徒愤而辞职┅┅。董事会乃不得不聘路氏为副校长,赴美募款。司徒专心整顿教务。┅┅”⑤关於校址,原定在盔甲厂,确实选择不当。 关於校名,司徒雷登提出用“燕京”校名,可见他处理问题十分周到,针对原在校名问题上是否以“汇文”命名所产生的分歧,“燕京”的校名综合了双方的意见,既非“汇文”,又有和“汇文”英文名相同的含义,同时与当时的“北京大学”不重名。仅从以上部份史料可见如无司徒雷登的有力决策和精心安排,新校难建,建后更难以迅速步入正轨。因此,燕京大学的创建,论功应首推司徒雷登。当然这并不意味著只归功於他一人,如无谢卫楼和刘海澜为建新校打下坚实的基础,司徒雷登也很难在创建燕京大学中起关键作用。

  从燕大筹办的整个过程来看,把北京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当初绝不是自上而下的有意安排,而是在服务於教育第一线的传教士们反复酝酿和多方探索下促成的。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集中体现在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中。这个校训是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不久的校务委员会制定的,它是由耶稣的两句名言组合而成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 8:32)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哪是是要服侍人”。(马太 20:28)《普林斯顿 燕京基金会,1930-1937》认为,这个校训明确反映出建校者的观点:若想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基督教国家(即“自由”),社会工作(“服务”)和教育(“真理”)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③。这种解释似表明燕大校训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事实上教育的确有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一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弃它与时代相适应的另一面。当时司徒雷登根据他在中国神学院任教十二年的亲身体验和对教会学校教学情况的仔细观察提出的在中国发展基督教教育必须坚持的目标,也是他在燕大办学所坚持的,其中就突出了教育与时代相适应的性质,因而可视其为燕大校训的具体贯彻。司徒雷登认为在中国发展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有三个方面,《普林斯顿 燕京基金,1930-1937》概述了这三个目标及其在燕大的实践∶一是培养青年学生具备做社会服务工作的能力。为此司徒雷登曾鼓励并支持社会学系 步济时(J. S. Burgess)创建的各种社会服务团体和活动,当时成效最大的项目是“农村建设”,於三十年代司徒雷登 曾派遣大批学生到农村与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并肩劳动。二是必须促进中西双方文化交流和相互之间的了解,要在燕京大学内创立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为此,司徒雷登一方面扩大中文系的规模,另方面於1928年创建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哈佛燕京学社。三是必须提高中国青年在道德和精神两方面的修养。为此,1926年创立基督教团契的同时,司徒雷登还鼓励学生参加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这可促使学 生加强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了解。③ 以上可以说是燕大与以前教会大学的办学思想的简要总结,其中突出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这也正是在中国发展现代教育所必须坚持的,不能因其蕴涵在基督教教育中而予以曲解或否弃,相反这正是应予进一步认真总结并设法与之融汇的内容。

  燕京大学的建立使北京基督教各教派办大学由分散转为联合,形成了集中人力和财力统一办大学的格局,这种转变适应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把教会大学办成现代一流大学创造了条件。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后,留在原校址的汇文、潞河和贝满一直是北京的一流中学,它们的大学预科每年向燕京大学输送本科生,预科撤消后每年仍有燕京大学的保送名额,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停办。唯一未合并於燕京大学的基督教教会大学是1915年由“洛克菲勒”财团收买和以后由其资助的协和医学院③,但它与燕京大学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它的八年制学生头两年在燕大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停办后改为在北京大学就读。

第三·关於对汇文学校早期办学和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两位校长的评价问题

  汇文学校早期历史除尚未完全正规的头十几年(1871年至八十年代中期)外,以燕京大学的建立为准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1918年的前三十年和从1919年到1949年的后三十年。前三十年以办大学为主或在办好大学的基础上兼顾中学,后三十年则以办中学为主,办好和燕京大学相衔接的中学。对汇文早期办学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校长,前后两个阶段各有一位,即第四任校长美国人刘海澜博士与第十任校长中国人高凤山博士②。刘海澜治校28年,高凤山实际主持校政22年,如将因北京沦陷被迫离校的6年计入,恰好也是28年。

  刘海澜1843年出生於俄亥俄州 Zanesville,南北战争时曾在北方军队服役,战后就读於 Ohio Wesleyan 大学。他是美国神学博士、美以美会派遣的 1867年抵福州和 1869年第一批到北京的传教士。①⑥他1893年担任汇文校长,经历了汇文学校从创办之始到办成大学的全过程,特别是他任校长期间对在中国办基督教大学既无前车之鉴,又遭庚子战乱,却能把被焚毁的汇文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如无高超的智慧和才能是难以做到的。当然其中有些做法因受历史局限而欠妥,如前所述在庚子背景下汇文是借助八国联军扩大房地产的,据《北京基督教史简编》称,美以美会扩展房地产由刘海澜直接经手,不仅占据几处较大的宅院和庙产,而且还强买民房,使九百多户搬迁,并引一位牧师的遗稿说∶“名义上说是买,每间房只给五两银子,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管你有地方住没地方住,勒令腾房。”当年汇文的一位学生写的回忆录对抢占民房有更具体的叙述:“1904年,我到北京汇文书院备学馆读书。那时亚斯立堂是新盖起来的。洋人大院、汇文大院、慕贞书院都是新建筑的。听说扩张地基占据了许多老百姓的房屋,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校长刘海澜派我们一班的学生去占据坐落在孝顺胡同路南的一所民房。我们就去住在那房子里面,那所房子从此就算是学校的产业了。”① 从这些材料中使人感到历史确实无情,即使素质够格的大多数传教士包括品德高尚的刘海澜在庚子战乱中都身不由己做出有违传教宗旨和违心之事。然而对刘海澜如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他的贡献,仅引上述材料是片面的。今日的汇文中学在1999年撰写、为《北京大百科全书》入选的文稿中是这样评价他的∶“刘海澜校长倾心於教育,倾心於为社会培育英才和栋梁”,力主以最新的知识和最先进的科学教授中国学生,对中国师生充满友情和尊重;他治校28年,使汇文在本世纪之初即以其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名冠京城。”②面对上个世纪之交的十分艰难的条件,在刘海澜的主持和事无巨细的奔走、操办下把汇文办成规模与水平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基督教教会大学,直至1922年他逝世前两年、已七十九岁才退休⑥。因此可以说刘海澜是把毕生精力献给汇文的教育家,他也是善于走出崎岖险境开辟通畅道路的传奇人物,对他的思想和事迹有待深入探究。

  高凤山1882年出生於河北遵化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907年毕业於汇文大学堂后,先到河北滦县汇文小学任校长,后又回汇文大学堂任教,同时於1914年获汇文大学硕士学位。1918至1923年赴美国留学,获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和教育哲学博士、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并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任研究员。1926 年 3月就任北京汇文学校校长。高凤山是具有现代民主观念和深厚爱国情怀的教育家,通过一生教育实践的 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铭刻於汇文早期历史。在他任校长的各个时期都有许多动人事迹传为佳话,令汇文学子永志不忘。高凤山任校长初期正值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他多方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1926年汇文开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在呈报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即依法把课程安排统一於部颁教学计划,同时他基於宗教信仰自由无违於对基督教的虔诚,不再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程,不再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他设法把抗战教育引进课堂,并组织师生支援抗日前线,受到抗日将领、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多次来信感谢和表彰。北京沦陷后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当汉奸,1939年以为学校集资名义赴美,临行前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正义凛然地号召抗日,并公然宣告“中国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文被封闭,高凤山也从美国辗转到达大后方重庆直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他又主持校政,致力於营造汇文的民主自由的学习生活环境,如为了活跃学生的思想邀 请进步教授来校演讲;为培育学生提高德智体美多方面的素质和社会服务工作的能力,支持学生自由联合组织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书画社、体育运动队等各种学生团体;特别是支持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学生自由竞选,更给汇文添加浓厚的民主校风。还有感人颇深的是1946年在一次由校长、宿舍管理员和学生代表三人组成的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上学生代表提出,为维护学生权益学生代表应有一票否决权,并当面坚持和争论,高凤山最后说∶“同意你的意见,你可以有一票否决权”,此后尽管该学生代表从未使用过赋予他的一票否决权,但高校长的民主风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次年该学生代表和另一学生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而被捕,高校长曾亲自前往保释,使他至今对老校长的深情仍铭记难忘。实际上高凤山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是出自对自由民主的维护与对汇文师生的爱护,对历次受迫害遭逮捕的师生他不顾年老体衰和自身安危均亲自出面保释、探望慰问。对参加校外政治活动,他还向学生进行自主选择的教育,如1946年对当时政府强令学生参加的一次“游行”,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一类活动,同学可以自由参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学校不加干涉。”有人回忆,这番话令长期处於封建法西斯反动统治之下一向唯命是听的学生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震,致使参加这次“游行”者寥寥无几。高凤山历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爱护学校,十分感人的是北平解放前夕在全校大会上他郑重宣告∶“本人对汇文身负重任,有保护学校之责,不容任何人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凤山曾是统战对象,随后蒙冤多年,1973年逝世,直至1982年举行“高凤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才予昭雪,有关具体情况在此不予赘言。⑦⑧

  作为汇文的学生对高凤山教育实践体验最深之处何在?当年那位学生代表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先生留在我心中的名声是怎样的?一句话,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爱国教育家。”立足於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强调∶“先生的自由民主思想不但对於同学们具有进步的启蒙作用,而且为同学们创造了一个适宜於独立思考和发展各自才智的自由环境。”⑦今日我们立足於新的世纪之交,开发贯穿高凤山全部教育实践的深层指导思想,这就是集汇文有史以来办学之大成的“全人教育”,正如为《北京大百科全书》入选的汇文中学撰写的文稿所概括∶“高凤山校长前后主持校政22年,他明确地提出了‘全人教育’为汇文中学的办学宗旨,并使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管理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完整的体系。当时的汇文设文/理/商/教,学制为‘三三制’,课程设置设有必修、选修、和课外社会活动,管理实施结构学分制。高校长爱国、民主、严谨、重才,汇文当时师资更是极为雄厚,这就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能长久享誉国内外。”②“全人教育”集中体现在汇文校训“智仁勇”上,但仅凭中国传统经典不能准确掌握“全人教育”的意蕴,应将其视为中西、传统和现代教育思想融汇的结晶。蔡元培1929年曾书写“好学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赠予汇文学校⑦,这虽是中国传统名言,但它突出的内容不禁使人把汇文校训“智仁勇”与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相比较,发现两者有相通之意蕴∶一·“好学近乎智”中的“智”即是燕大校训中的“真理”,“好学近乎智”即认为“真理”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二·“力行近乎仁”即是强调实践,这似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重要基础或中介,实际上“服务”和“力行”意蕴相通,“服务”是“力行”的具体化;三·“知耻近乎勇”所讲的是“力行”和“服务”必备的素质,而两个校训都置於首位的“智”或“学”与“真理”是更重要的素质。从总体来说,应把“仁”、“智”与“自由”和“真理”相融汇,以现代的“自由”解释“仁”、扩展“仁”的意蕴,同时以传统的“力行”解释“服务”、深化“服务”的意蕴。高凤山教育实践中追求的“全人”不是偏狭和畸形的人,也不是空想的完人;“全人”来自人间的生活实践,它是生活实践培育与塑造的、对生活实践有用或为生活实践服务的人。因此,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学校应大力营造有利於培育“全人”的生活环境。早期汇文自由民主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利於培育学生的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的“自主选择、自担责任”的价值取向,正是服务於社会的“全人”必具的思想根基。经过初步研究与思考,我认为对“全人教育”应结合其思想渊源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基督教人文精神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高凤山及其以前刘海澜教育实践中的融汇予以深入探究。


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①王毓华编∶《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印行。
②杨建文撰∶《百年名校北京汇文中学》,《北京大百科全书》入选文稿,载於《汇文校刊》2000年第1 期,页4-5。
③Andrea Au 著、张澍智叶道纯译∶《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1930-1937》,美国普林斯顿基金亚洲研究项目论文 《MEN OF FAITH, MEN OF ACTI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Princeton in Asia Program 1898-1937》第四章,载於《〈燕京大学史稿〉工作简报》第二期,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2000年8月20日印行,页64-65。
④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页335;《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465。 
⑤《司徒雷登博士年谱》,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史大事纪》,载於《燕京大学史料选编》第一期,燕京大学校友会燕大校史筹备组1996年5月印行,页12-13。
⑥《刘海澜博士 Dr. H. H. Lowry》,载於《汇文1928年年刊》。
⑦《高凤山校长诞辰一百年纪念会》,载於《汇文中学-北京二十六中校史纪念册1871--1986》,校史编委会编。
⑧刘树人(汇文校友)撰∶《怀念敬爱的高凤山校长》文稿。


(此文为作者2001年6月14日在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 北京大学教授, 曾系汇文校友1944至1948年就读於汇文中学